為什麼我們要做議員評鑑？
為什麼我們要做議員評鑑？
☉任懷鳴*／2010.5.25
2008年底，幾個社團朋友有感於「高雄市成功推動國內第一宗依法成案之公投，卻因投票率不足慘遭滑鐵盧」，於是提議成立一個跨議題的平台，以促成不同領域社團之間的日常合作；經過幾次籌備會議，終於在2009年3月16日成立「高雄市公民監督公僕聯盟」，並決定初期工作為「高雄市議員評鑑」。成立時，聯盟共有7個團體成員及3位個人成員；過去一年多，聯盟也曾進行過幾次邀約新成員的行動，目前已有14個團體成員及9位個人成員。
為什麼我們要做議員評鑑呢？是幾個人不自量力的心血來潮？還是為了「有仇報仇、有冤報冤」的反制行動？
事實上，發起聯盟之初，大家就曾討論過這件事的可行性，我也曾提醒大家：「許多人都像○○一樣，認為評鑑議員是值得做的事。只不過，我們都有一個基本困境，那就是：自己社團都已經忙不過來了，於是往往起個頭、做一兩次之後便後繼無力。」但最後，大家仍然認為應該排除困難，努力一試。
為什麼？
其實，無非是大家終於慢慢理解：相對於政治菁英們的資源和權勢，民間實在沒有單打獨鬥的本錢。就像後來聯盟發表的「成立宣言」所說的：「我們決心要發動這場公民自覺的社會運動，以非政府組織為主體，凝聚巨大的人民力量，以彌補代議政治的不足，進而推展進步成熟的公民社會，實現台灣民主發展的核心價值！」
事實上，從時間的長度來看，台灣的民主發展史是很年輕的–2010年的今天，距第一次政黨輪替，才短短10年；距第一次總統民選，才14年；距國會全面改選，才18年；而距台灣第一個在野黨成立，也才23年。其實，台灣只是學者所謂「第三波民主化浪潮」中一個腳步較慢的新進成員而已！雖然，30年來，台灣的民主政治有著飛躍式的進步，包括：黨禁報禁開放、威權體制解構、總統直接民選、國會全面改選、開放公民投票、甚至二次政黨輪替…；這些彌足珍貴的成果，讓我們在面對崛起的對岸，仍可以昂首闊步、抬頭挺胸！
但我們必須承認：比起真正成熟的民主國家，台灣的民主仍有許多改進空間。例如，政府的資訊公開不足，人民對議員的監督管道有限，有公共性的媒體仍然體質虛弱（英國BBC的經費是台灣公共電視的250倍），公民權利（集會遊行、組織社團、參選公職）仍有所限制，公民社會的根基還太淺（例如，英國光是一個防止虐待動物協會RSPCA，就有180年的歷史，年預算8200萬英磅，專職員工500人），公民投票、審議式民主等等「直接民主」的制度則剛剛起步…。事實上，為了改善代議政治的缺陷，許多先進國家甚至已發展出成熟的「直接民主」機制，例如瑞士的公民投票即非常頻繁，不但沒有成案門檻，甚至可以通信投票！
很多人羨慕北歐小國芬蘭的成就，但當我們知道：人口約台灣四分之一的芬蘭竟擁有8萬多個非政府組織，超過80％的芬蘭人民參與民間社團，我們就知道，這個國家的進步、這個政府的清廉與效能，是怎麼來的！而當我們看到芬蘭國會中的「未來委員會」、政府設立的「國家福利暨衛生研究發展中心，STAKES」及「國家研究發展基金，SITRA」、民間社團共同成立的「發展合作服務中心，KEPA」（註）、以及其他許多林林總總著眼於未來發展的制度設計，我們終於知道，台灣該做的事，還有很多很多！
今天，一群小小的民間團體和民間人士站出來對民代做「日常監督」，只能算是一個小小的起步。這個運動的初衷，固然是想透過表彰優秀議員，讓那些真正用心問政的議員，能得到市民的肯定，而不必再靠「固椿買票」這種不良的競選方法；但我們卻更希望透過議員評鑑的工作，提供市民一個可以監督民意代表的機會，也讓市民擁有參與公共事務的能力；讓市民不再有「四年，只有投票日當天是主人」的無力感，讓市民發現「的確有方法管好我們選出來的公僕」。於是，「人民當家作主」和「一個強大的公民社會」的理想才終於有一個在人間實現的具體想像。其實，也唯有如此，台灣才能有效擺脫民粹政治、擺脫藍綠糾葛、擺脫族群操弄，讓台灣的民主步向康莊大道！
註：依卡．泰帕爾主編，《芬蘭的100個社會創新》，天下雜誌社，2008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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